1125年，金国在摧毁辽朝后，迅速将战争的目标转向了北宋。由于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治国上的软弱与朝廷内的党争不断，导致北宋军队在金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。两年后，金军攻入了汴京，徽、钦二帝与数千宗室、大臣、宫女等被俘，遭到北上。此事件被称为“靖康之变”，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宋朝的命运。金人不仅洗劫了北宋的国库，还以极端侮辱的方式对待宋室皇族。徽、钦二帝被剥去龙袍，穿上囚服，受金太宗羞辱，行“牵羊礼”。皇后和妃嫔们则沦为金人淫乐的工具。金人的暴行，不仅摧毁了北宋的威望，也在宋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耻辱。岳飞在《满江红》中的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”便是对这种愤懑情绪的深刻表达。
赵构，作为唯一幸存的北宋皇室成员之一，亲眼见证了汴京的沦陷。带着一大批北宋的遗民及忠臣义士，赵构南渡至江南，重新建立了南宋政权。虽然南宋避开了金国的追击，建立了新政权，但金国的威胁依然存在，始终如影随形。江南作为南宋的偏安之地，难以与金国进行直接对抗，赵构清楚这一点。自南宋建立之初，所有的军政策略都围绕着复仇的目标展开，复兴北宋的梦想成为了南宋朝廷的主旋律。许多大臣曾亲眼见证北宋的辉煌与覆灭，他们深知民族的痛苦与愤怒，誓要为靖康之耻复仇。
展开剩余80%面对强大的金国，宋高宗赵构与朝廷大臣们决定采取务实的战略。表面上，他们与金国保持和议，避免直接冲突；而在背后，南宋暗中积蓄力量，进行军事整备。1141年，南宋与金国签署了“绍兴和议”，这次和议结束了十余年的宋金战争。根据协议，南宋向金国称臣，年年向金国贡银二十五万两、绢二十五万匹，并割让唐、邓、商、秦等重要州郡。然而，更为屈辱的是，宋高宗在金国使臣面前必须行臣礼，接受金国册封的“宋国主”称号。尽管换来了短暂的和平，这份和约却让南宋在法理上沦为金国的附庸，令朝廷内外极为愤怒。
不过，这场和议的背后并非完全的妥协。赵构深知，凭借南宋当时的国力贸然北伐，只会重蹈北宋覆辙。于是，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谨慎的复仇之路，那便是借力打力，联合蒙古进行反击。蒙古当时处于崛起的过程中，迅速吞并周边各族，军事力量扩张势如破竹，已经开始对金国构成威胁。凭借蒙古的强大骑兵和战术，南宋找到了复仇的希望。通过与蒙古的联合，南宋逐渐恢复了实力，并在一些局部地区成功反击金军。
同时，南宋的军队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。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等将领整编成“四大屯驻军”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兵团。其中，岳飞的“岳家军”纪律严明，战斗力极强，成为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。此外，南宋还加强了长江防线的建设，沿江修筑堡垒，训练水军，这使得金国骑兵难以突破。1130年，韩世忠在黄天荡之战中成功围困金军主力十万大军四十八天，虽然未能全歼敌军，却极大地挫败了金军的南侵气焰，证明了南宋水军的强大战力。
在赵构的统筹下，南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突破，还逐渐恢复了民心。朝廷改革，推行“经界法”，重新丈量土地，打击豪强隐田，增加税收，鼓励农业发展。江南地区的农业通过引进耐旱的占城稻等作物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。与此同时，南宋还大力发展海外贸易，泉州、广州等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，商业收入成为国库的重要来源。
尽管赵构在后期处决了岳飞，压制了主战派，但南宋的局势与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显著改变。随着金国的衰退，南宋的复仇计划进入高潮。金国在经历了“盛世”之后，逐渐走向衰败。金世宗时期的“大定之治”未能长期稳固金国统治，章宗时期的“明昌之治”更是表面繁荣，实则埋下了衰败的种子。女真贵族逐渐汉化，失去了昔日的尚武精神，而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则直接导致了金军的战斗力严重下降。
在金国内部的内忧外患中，蒙古崛起成为转折点。211年，蒙古大军突破金国边防，成功歼灭金军主力四十万，史称“野狐岭之殇”。此后，金国与南宋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。南宋不再屈服于金国的威胁，而是联合蒙古对金国展开了最后的反击。1234年，南宋与蒙古联军在蔡州发起进攻，攻破金哀宗的防线，金哀宗最终自缢身亡，金国灭亡。
南宋的复仇得到了最终的实现。孟珙指挥的宋军展开报复性行动，令金国末代皇帝金哀宗的遗体遭到羞辱，金国高层官员被捕押解游街，重现了当年北宋灭亡时的情景。更具戏剧性的是，南宋军队特意寻获了参与靖康之变的金将完颜娄室的后人，全族被处决。这一系列报复行为虽显残酷，但对南宋而言，是历经107年的正义清算。
最后，南宋宫廷画院将这场复仇的壮丽场面定格成画。《中兴瑞应图》和《蔡州破城图》系列画作将金国的覆灭与宋徽宗、钦宗的屈辱巧妙地对比，神化了南宋的复仇行动，成为当时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。这些画作的创作不仅展示了南宋的胜利，也象征着报应与天理的昭示，预示着历史的公正最终得以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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